熊赐履_熊氏宗亲总会

站长资讯新闻 / 来源:熊氏宗亲总会 发布日期:2021-02-23 12:43:31 热度:2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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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初年,鳌拜跋扈,排挤同僚,蔑视幼主。康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,决心肃清吏治,整顿朝纲,遂于康六年(1667)五月,下求直言诏。六月,一个叫熊赐履(1635-1709)的湖北孝昌(今湖北孝感)人便应诏上万言疏,对民情、朝政得失,侃侃而谈,直陈已见。此疏一出,海内传诵,鳌拜恶其侵己,请以妄言朝政治罪。康不许,说:“彼自陈国家事,何豫汝等耶?”从此,熊赐履进入了少年皇帝康熙的视野。
 康七年(1668),熊被升为内秘书院侍读学士。康亲政后,熊赐履曾多次上疏,请康于临政之暇,接见儒臣,讲求治道,结果得罪鳌拜,被吏部议,熊赐履被降职两级调用。还是康亲自出面才保住了他。
 康八年(1669),鳌拜被除。罪状之一,便是衔恨熊赐履,意图倾害。由于鳌拜当政时,擅作威福,左右朝廷,上下其手,天下没人敢惹,只有熊赐履以侍读词臣的身份,连续上疏论事,侃侃而无所避,从而博得了个勇敢直言的名声,天下传扬。因此得到康的信任和重视,九月,他被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尚书。
康十年(1671)二月,皇帝下诏举于保和殿行经筵大典,熊赐履被任命为第一经筵讲师,进讲《尚书》“人心惟危”一节。其原文为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”这十六字箴言,相传是舜传给禹的为君之道。熊赐履认为这是千古帝王传心之要,万世圣学之源。故将此篇作为首讲,并用理学的观点演绎解释。此时只有十八岁的康,胸怀创业大志,正处于如饥似渴寻求外王内圣的君主霸业之道之时。而熊赐履的理学,正中他的下怀。康十分迫切,认为仅是经筵进讲,还不解渴,三月,以“经筵体严时暂”,不利圣学,又命熊赐履为日讲官,每天在弘德殿给皇帝单独讲课。
康熙一朝,道学家的日子过得不错,上谢天恩,下谢熊赐履。熊赐履以朱熹之学进献康,使皇帝接收了惠顾学,同时也挽救了理学。康熙朝的理学名臣一大批,熊赐履算得上是御前首席理论家,头一名帝师。
 康看的也恰恰就是“经世致用”的学说。熊赐履此时俨然又以大清理学第一而自居了。《碑传集》卷11记载这样一件事: 
一日,康曾问熊赐履有什么关于理学的著作,熊便以自著的《闲道录》进呈。康



命取进宫中拜读,第二天,康见熊赐履时龙颜大悦,说“朕已披阅了你的《闲道录》,正大精醇,真是斯文一派呀!”不久,又对熊赐履说:“葜谐缯辟邪极为透彻,对于圣王之道很有益。”还亲自题了书名――“熊学士闲道录”,放在自己的御用写字台上。而熊赐履也因为道学家的名声,在朝廷内外十分吃得开。康十四年(1675),熊因为“素有才能,居官清慎”,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。既入阁参与机密,又充纂修太祖、太宗圣训,孝经衍义,重修太宗实录总裁官等职。有名有利,火得不行。
事实上,熊赐履并非醇儒,他的理论并没什么出奇,无非捧紧朱子,力诋其余而已;他的学问也一般,不过是熟读四书五经、性理大全。但在那时,熟读性理大全,善磕头,便可为名臣,老熊已算是庸中佼佼者了。康熙十五年(1676),清朝内阁出了一件怪事。陕西总督哈占上了一个关于获盗题请开复官员的题本,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熊赐履在代拟批旨时,一不小心,把这个题本批错了:原来应该批往吏部核办,却错给批到了三法司核拟。熊赐履回府后,忽然明白过来,心急如焚,次日起了个大早,五更时分便赶到内阁,支开中书(吏员),找出自己草拟票签的原稿,嚼下吞进肚里。
票签是指内阁根据有关法规和典章律例,对中央、地方各衙门及臣僚呈送皇帝的章奏代拟初步处理意见,以备皇帝裁决时参考。由内阁代拟的票签随本章上报皇帝后,如果与皇帝意见不符,还会打回内阁重拟,称“改票”。
熊赐履是个道学家,程朱之学的东西看多了,脑子有些轴。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将自己草拟的票签销毁,查无证据,一切就好办了。当然,他还自作聪明地搞了一个伪装:将一位同事杜立德的另外一本票签原字裁去,然后以小字将错批写在上面,自己则换过杜立德的本子,另批几句,以充其数。



熊赐履选中杜立德,一是可能事急无暇多想,二来也是因为此人一向迷糊。
于是等到杜立德一上班,熊赐履便迎上去说:“您老又批错了。”没承想杜立德这天偏偏明白异常,坚称这一题本自己从来就没看过,接着又发现签纸短了一截,遂叫来中书,说他作弊,要拿他责打。中书不承认,内阁中吵成一团,闻讯赶到的首辅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站在一边,一时也不能分辨。正吵的时候,一个满学士过来揭发,说他头晚在亲戚家因丧事守夜,今天过来得早,在南炕上倒着,亲眼看见熊大人进来闷头检本,还口嚼了一张票签。
这一下,熊赐履立刻哑口无言。可怜满腹道德文章,竟化不出一字辩语。索额图本来就对熊赐履心怀不满,就拉着杜立德奏到上面。康正在为三藩战争前线吃紧而着急上火,便让吏部核查此事。问口供时,熊赐履一语不发。索额图说:“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,就是审贼,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,才能定罪,老先生不说话,如何了解此案?”见熊赐履还是不说,索额图又道:“老先生不要担心,就是如今平西王吴三桂、靖南王耿精忠自己就出真情来降,皇上也只得歇了,赦了他,何苦不言?”熊赐履窘辱备至,只好说:“罢了,就是如此罢了!”于是吏部议:“熊赐履票拟错误,欲诿咎同官杜立德,改写草签,复私取嚼毁,失大臣体,坐压官,归里。”(事见李光地《榕村语录续集》卷14,《本朝时事》)
其实,偶尔批错个票签,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当时三藩之乱,康熙心情不好火气旺些,也不会拿熊老师怎么样。全怪熊赐履本人将此事看得如此之重,却不知自己将一生讲求的理学看得十分轻了。杜立德不肯认下这笔糊涂帐时,如果熊赐履悬崖勒马,小声认错,也不会弄到后来那样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正是“每有一息之差,而成终身之谬”。
嚼签事件,使熊赐履脸面丢尽。假道学之名声,不迳而走。他被革职后,没有回老家,想来也没脸回乡。奉母择居在金陵(今南京)城北青溪之莲花桥,后又迁居溪西之清凉台。
 好在,康还是惦记着熊老师。康二十三年(1682),康南巡到江宁,熊赐履随众接驾,还被召到行宫,亲自慰问垂询。康二十七年(1688)秋,一个更大的喜讯传来,朝廷任命熊赐履为礼部尚书。但人算不如天算,他入都才及两月,老母便病逝。熊老师官椅还没坐热,只得回金陵守孝。还好,第二年,康二次南巡到金陵,又派人上门慰问熊老师,还赐予鹿尾、人参等,并御题“经义斋”额颁赐。
 康三十年(1690),熊赐履出了三年的孝期,赶紧跑到北京,被补任礼部尚书,仍充经筵讲官。后又改任吏部尚书。熊赐履再起,五任会试正考官,并充任圣训、实录、方略、明史的纂修官。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



然而,“嚼签”案的阴影永远投在了熊老师的心底。康四十五年(1706),七十二岁的熊老师终于在乾清宫被康批准退休。康四十八年(1709)八月,七十五岁的熊赐履死于金陵。他真够倒霉,死后也差点被人误会为“假道学”。因为在他遗折中,写有推荐他侄子可用之语。康命人查核,才得知遗折在路上被人窜改过。
熊赐履遗言,死后不回湖广老家。看来他还是有愧,终生不敢回乡了。这一切,都是“嚼签”一案惹的祸。实际上,除了嚼签子一事,熊老师实际上没有更多的丑闻,可见举止还算过得去,留在外面的把柄不多。比如在今人视为大节的清廉方面,他死后,据江宁织造曹寅探访,其家产不过值数千两,看来他并不贪。 
细看熊赐履一生事迹,其它并没什么特别不当处,用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的话说,熊若早点死掉,便成完人。完人自然不是的,不过若无此案,熊保住醇儒的名声,不成问题。便是嚼签子一事,虽然丑些,毕竟算不上什么大凶大恶,只是对一个理学家来说,人格的破产,意味着学说的破产,而奔走御前,要保住人格太难了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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